1981年3月，上海丰收拖拉机厂工人利用工休日，乘旅游专车到苏州游览。这是他们在虎丘塔下摄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张平 摄

2008年2月23日，76岁的王天范向记者展示他的导游证从1979年到现在的变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旅游业发展迅速。

1979年，时年24岁的谢惠国成为“文革”后上海市首批导游之一。　本报记者 王申 摄/翻拍

　　1978年11月30日，50个上海人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悄悄”来到了苏州。

　　他们算是文革之后，上海出游的第一个团队。

　　不过，在当时，没有人敢宣称自己“出去旅游”，而仅仅说是“散散心”。

　　旅游，这种在“文革”期间备受批判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以这种“散散心”的方式，悄然回到上海，并很快在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和高级职员中间流传开来。

　　1979年3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报道称，“一日游”、“二日游”的旅游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停办了十多年。现在恢复组织“一日游”、“二日游”旅游活动后，报名参加者很踊跃。

　　时至今日，当时的上海旅行社“服务员（导游）王天范，依然能想起1979年”国庆游“中的一幕：杭州的苏堤上，他给游客念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游客有的默默不语，有的泪如雨下。

　　 旅游成“资产阶级”生活

　　与“悄悄散心”的提法不同，上海旅行社于1979年推出的“国庆游”，可能是文革之后该市第一次公开提出“旅游”的说法。

　　在该旅行社服务了30多年的导游王天范记得，1979年9月1日，上旅“国庆游”首次开始报名。

　　仅仅只是在橱窗里贴了一张告示，王天范说，8月31日晚，就有人开始在福州路上的上旅门市部通宵排队。“人龙一直甩到云南路上，有百米多长。”

　　此前十余年，上海市民的旅游，一直在荒废中。

　　王天范，1979年作为兼职导游进入上旅，是“文革”后该旅行社乃至上海最早的导游之一。

　　1966年结婚的他，清楚地记得，8月16日，“文革”“破四旧”开始。这年，成立于1958年的上海旅行社也被迫关闭。

　　而他和太太的杭州蜜月旅行，也不得不改期。人人都紧张地在“抓革命，促生产”，出去游山玩水会被人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社会突然变得很乱，没有人还顾得上旅游”。王天范说，父亲生前是个工商业者，更得小心。“文革”前上海的老旅行家大多是有学问的工商业者，后来被戴上“封、资、修”的帽子，旅游也被视为“为地主和资产阶级服务”。

　 　7.5元苏州一日游

　　1978年12月底，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成立了旅游组。这是上海的旅游业在“文革”之后开始复苏的最早迹象。

　　这时一汽服务公司的5个车队近50辆大客车，要在每个工作日接送上海郊区和安徽的三线工厂的工人上下班，而周日这天是闲置的。“文革”时期从一汽服务公司调往海员俱乐部担任调度员的戎良，曾经是解放前上海最早的有声旅行社的导游，他想起来可以利用周末搞苏州、无锡、杭州短途旅游。

　　戎良曾经在海员俱乐部负责给政协和工商联的客人安排用车，手里掌握了大量这些客源的名单。这些老客户及其子女和亲戚朋友，成为后来旅游组的早期客源。

　　首班“苏州一日游”的客人很满意，请媒体的记者写了报道。到1980年，一汽旅游组最火的线路“海宁观潮”，一个周末就能开出五六十辆50座的大巴，驻车的南京西路甚至需要交警来维持秩序。

　　一汽的星星之火，点燃了整个上海旅游。

　　1979年2月，上海旅行社复社。第一家专业旅行社终于重新在上海滩立起大旗。

　　1981年，街道、医院等开办的集体制“老13社”陆续诞生。上旅、一汽旅游组等有了春秋、东方、新华旅行社等强劲的竞争对手。

　　王天范记得，当时最经典的线路是“苏州一日游”，经济团每人只需要7.5元，便可以在苏州最有名的饭店松鹤楼吃一顿午餐，一桌10人，四个冷菜八个热菜。

　　而“杭州一日游”的飞机班则是当时最贵的线路，每人21.5元。吸引游客的是它的交通工具–––一架美国二战时留下来的“三叉戟”飞机，能够直接从上海飞到杭州。有些游客为了坐飞机而专门报这个团。当时，上海地区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是58块。

　　早期的旅行社重社会效益不重经济效益，上旅“苏州一日游”报价7.5元，旅行社只赚5角钱。人们旅行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为观光，对物质的要求很低。

　　 出门旅游先换粮票

　　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旅游者，还是旅行社，远远都不如今天这么容易。

　　那时还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打印机、传真机，电话费很贵，还没有普及。上海一汽服务公司旅游组的导游谢惠国每每统计了游客人数后，都要发电报到苏州、杭州的旅店，告知游客的到达时间、所需房间数量和用餐标准等。

　　旅游线路的广告传单上，还要注明旅客需“自备半斤粮票”。游客在出门前，则必须先拿着单位出具的出差证明，到粮管站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只有这样，他们在异地旅游的时候才不会饿肚子–––谢惠国只有收了游客的粮票后，才让汽车发动前往目的地。

　　那时还没几家宾馆，游客都睡招待所，4-6人一间的大通铺，或者那种单人的板床或铁床，一个楼层一个厕所和洗澡间，晚上只有两个小时供应热水。

　　肉体上苦一点没什么，那时的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宣泄。过去快30年了，王天范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和两位老旅行家，登富春江严子陵钓台，吃红嘴扁鱼的情景。

　　“我和两位师长分了一瓶啤酒，在半山腰的钓台上看江景。鱼唇上真的有一点红，肉质非常鲜美。”后来作为导游的王天范去了富春江不下百次，对自然美的精神感应，再没有这一次这么强烈。

　　沿富春江逆流而上，便是现今闻名的“千岛湖”。不过在那时，它还是个刚刚才有游客踏足的“新安江水库”。

　　导游张瑞珍当时曾跟着上旅的老总去搞线路开发。她在千岛湖时，正赶上有载着游客的汽车到了湖区。

　　“当地的农民跑出来，跟着车队走很远，不知这些人来干嘛的，要轰走他们”，30年后的今天，张桂珍想起当年的这一幕，笑着说，当时的许多人，脑袋里没有一点“旅游”的概念。

　　 旅游放开担心“特务”

　　1978年，在旅行社等民间旅游的兴起，上海官方也开始将旅游纳入视野。当年5月，上海市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成立。不过，当时官方对旅游的定义主要是为外事服务。

　　而此时，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已经在中央高层会议上强调，“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发展旅游业，为改革开放积累外汇”、“要打好‘侨牌’，做好做足‘两游’（即旅游和石油）工作”。

　　1978年从上海市外事系统调入旅游局的陈东成回忆，“成立旅游局，一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二是旅游是外事工作的一部分。”

　　旅游局成立之后，归属市外办管理，首任局长就是当时市外办的副主任，归为外事工作的一部分。旅游局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接待外宾的国际旅行社上。

　　旅游局宣传处出的上海风光明信片、期刊和地图，都是中英日文三语，目的是外宣而非推动本地旅游业。

　　而即便在此时，对于对外开放问题，当时的中央高层会议还透露出一丝疑虑：“是不是开放得太早了？”陈东成记得当时有中央的高层领导提出，“会不会把特务放进来，窃取了情报怎么办？会不会腐蚀干部，把干部带出去？那些落后的地方，不能给外人看。”

　 　300外宾进上海

　　1977年10月，一艘荷兰籍环球旅游船抵达上海港，在上海外事部门的协调下，船上300多游客上岸。此事直接触动了上海入境游的恢复。

　　“中国刚刚结束政治运动，外国人很好奇，想看看那时的中国到底啥样。”时至今日，派去接待外籍游客的谢惠国依然难忘当时上海市民对这些外国人的关注。他当时才22岁，见到荷兰人很拘谨，荷兰人用英语和他打招呼，他也不知该怎么回答。

　　当时用于外事接待的只有机关事务管理局下面的华侨、国际、衡山等六大宾馆。

　　最多时，几千人同时要在上海过夜，住房紧张得厉害。一些没有地儿住的老外，通常就会被旅行社临时拉到苏州甚至到船上过夜。

　　1979年，上海旅行社开始造上海宾馆，接着又有了虹桥、华亭、银河等上海市自己建设的旅游宾馆，也开始接待外籍旅游者，这才意味着上海的旅游业结束多年的封闭状态，正式对外开放。

　　上海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也更名为旅游局，又变为旅游事业管理局。1986年，上海市的导游证核发权收归旅游局，两年后，市政府才明确规定，市旅游局开始对全市旅游业实行全行业管理。

　　自此，上海旅游进入飞速发展期。到2007年，上海接待入境旅游者约666万人次，接待国内旅游者超亿人次。

　　□本报记者 吴珊 上海报道